应对严重公共卫生事件的城市交通管控措施分析:城市公交 | 城市防疫交通政策调研系列报告(一)

作者:袁泉 陈小鸿 杨超 时间:2020-02-25 点击数:

常规公交是城市公共交通系统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承担着运输大量乘客前往城市各个目的地的职能。与城市内的其他交通方式和工具相比,常规公交有其独特的优点和缺陷。对于不拥有私家车的家庭来说,公交能够提供必要的移动性,为这些家庭获取基础性社会和经济机会可达性创造便利。与出租车、网约车乃至地铁相比,常规公交价格便宜,对于经济条件较差的家庭来说,其保障的移动性至关重要。与步行、自行车、电动车等个人交通工具相比,常规公交则能提供天气恶劣条件(如雨、雪、寒冷条件)下较为舒适的交通服务。最后,公交在载客情况良好时,能够帮助缓解整个交通系统的拥堵,降低总体碳排放和空气污染,是可持续交通系统的关键构件。但另一方面,公交车上人员流动大,时常出现拥挤,空气难以流通,容易导致传染病毒的快速传播。

因此,在当前的新冠肺炎病毒疫情出现时,对于城市公交的政策调整变得十分必要。本研究院日前完成的城市防疫交通政策调研问卷对全国各城市在防疫期间(1月20日至2月15日)的常规公交管控措施开始实施时间、实施内容以及实施空间范围进行了详细调查,共获取21个省级行政单元中56个地级行政单元的数据(见图1)。

图 1 调研问卷数据涉及的56个地级及以上行政单元空间分布

问卷数据显示,25个被调查城市在防疫期间完全停运了城市公交,其中大部分为地级市,主要位于河南、山东、辽宁、山西、江西等省。另外29个城市则采取了停运部分线路,特别是停运省际公交线路,以及减少发车频率、调整服务时间和限制车载人数等措施。如杭州市停驶75条社区微公交线路、36条夜间线路以及73条高峰及假日线路。这一类型的城市主要位于湖南、浙江、江苏、安徽和广东等省。北京、兰州、乌鲁木齐三座城市未停运任何公交线路,但对公交车辆、车站和其他相关设备进行消毒,以最大程度地预防病毒传播(如图2)。在上述管控措施基础上,部分城市特别对重点线路进行精细化调整。如在疫情最严重的武汉市,公交集团安排车队定点接送商超门店员工上下班,设立应急运输车队为医疗机构提供通勤保障。浙江嘉兴市市内公交系统保留连接交通枢纽、医院和覆盖城市基本方向的20条公交主干线路,保证市民的基本出行和应急出行需求。最后,各地公交公司积极利用科技手段和创新方式促进防控疫情工作的开展,如嘉兴市乘坐公交车使用“嘉兴健康码”,通过申报健康信息,安全乘坐公交车(如图3)。

图 2 北京公交集团实行每日消毒制度(图片来源:北京交通公众号)

图 3 浙江嘉兴市使用“嘉兴健康码”乘坐公交车(图片来源:嘉兴市人民政府网站)

对于城市公交管控政策出台的时间节点,不同类型的城市呈现了具有差异性的特点。如下图4所示,本报告从行政级别、与湖北省(疫情源头)的距离、疫情严重程度、经济发展区位等方面分析各地在城市公交管控措施上的差异。

图4 城市公交管控措施的实施开始时间点分布

首先,将56个地级行政单元分为直辖市(4个)、省会及计划单列市(14个)、地级市(32个)和县/县级市(6个)四类,分别对其交通管控政策进行归纳和比较。分析结果表明,县级行政单元更早地进行了市内交通的管控,直辖市则由于本地居民服务人口众多、城市空间尺度大,对常规公交的管控比较审慎。这一关于管控时点的发现与上文管控内容也有相当联系,如淮安市盱眙县、盐城市东台县、阜新市彰武县以及承德市围场县均对县域内公交进行了全面停运调整;而另一方面,北京市、上海市、天津市和重庆市对城市公交的调整力度则有限,以减少跨境线路和增加体温检测为主要方式。我们认为,相对县城来说,特大城市由于空间尺度大,常规公交为市民提供了重要的基础性服务,全面停运将给市民的出行带来巨大影响;另一方面,由于新冠病毒疫情正值春节期间,大城市的外来人口返乡现象明显,公交乘客密度相对平时较低,病毒快速传播风险有限。基于上述原因,行政级别,或者从一定意义上的人口规模,对于城市公交的管控有着重要影响。

其次,将56个地级行政单元分为湖北省内(2个)、与湖北交界省(16个)、与湖北间隔一省的省级行政单元(下文称为“临近省”)(29个)和与湖北间隔两省的省级行政单元(下文称为“远方省”)(9个)四类。总体而言,疫情最为严重的湖北省内的城市在三天内即均做出政策调整,与湖北交界省的各城市总体反应较为迅速,而其他地区的城市的政策调整时间点则广泛分布于防疫期间的大部分时间内,无特别规律。

再次,根据“丁香医生”提供的疫情动态,将56个地级行政单元分为湖北省内(2个)、疫情严重省(截至报告时确诊病例超过1000个)(11个)、疫情次严重省(截至报告时确诊病例500-1000个)(19个)和疫情较不严重省(截至报告时确诊病例不超过100个)(24个)四类。总体而言,政策执行速度与疫情严重程度呈现一定正向关系,但除湖北省外,各类别城市的政策时点分布较为分散,规律并不显著。

最后,将56个地级行政单元分为东部沿海(26个)、中部(21个)和西部(9个)三类。总体而言,东部沿海省份城市的抗疫交通政策并未比中部或西部省份城市更早出台。实际上,从管控内容来看,东南沿海地区,尤其是较大规模的城市管控城市公交的政策均相对有弹性,全面停运的政策仅出现在浙江温州一城。该城属于全国范围内与武汉联系特别密切,出现大量确诊患者的城市,做出公交停运的政策选择比较符合实际需求。

本报告的研究结论基于全国部分城市的政策内容和细节,我们希望能够获得来自其他城市对于这一话题更多的反馈和思考,请读者们不吝赐教,您可以在网站留言板留言或者发送邮件至 tjurbanmobility@126.com与我们讨论。

 

特别感谢陈莉、陈明垟、崔以晴、郭英杰、胡月、李天豪、王春苗、王鹤等同学对本调研报告的贡献,同时感谢所有参与此次调研的城市交通研究院和交通运输工程学院的同学们!

   

作者简介:

袁泉  同济大学城市交通研究院副研究员,城市交通交叉学科研究方向:城市移动性规划

陈小鸿  同济大学城市交通交叉学科委员会主任、同济大学铁道与城市轨道交通研究院院长、(国家)磁浮交通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城市交通交叉学科研究方向:城市交通综合治理

杨超  同济大学城市交通研究院院长,城市交通交叉学科研究方向:城市移动性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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